“工贼”问题研究

转载自 大浪淘沙，赵皓阳同志，所有权利归原作者所有。

以下是原文内容：

所谓“工贼”，在当代语境中也可称为精神资本家、资本家的乏走狗、奋斗逼等等。工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下对自身阶级意识、阶级立场的丧失。他们之所以站在压迫者一边，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因为统治阶级通过思想上的统治，使被压迫者在不自觉中充当了统治秩序的自愿执行者，从而阻滞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无产阶级的团结与革命实践的可能。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社会学的社会规训、经济学的博弈论囚徒困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

1. “歪屁股”的心里根源

在工人运动、社会抗争、底层权益维护的种种现场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明明身处被剥削地位，却偏偏认同权力者、维护资本家、指责自己的同类，甚至自发地扮演“工贼”“维稳”“内鬼”的角色。这个现象俗称“屁股坐歪了”。 这一现象的核心，是“认同机制”的错位。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种个体为了缓解焦虑、获取心理安稳而模仿他人、内化外部权威的过程。工人认同老板、奴隶认同主人，是一种“我也想变成那样”的心理幻象。

尤其在当代社会，资本通过媒体、教育、宣传制造出“上升通道”的幻想，“你也可以成功”“你只是不够努力”，从而使底层个体将自身处境视为“暂时的失败”，而非结构性压迫。这时，他们不再与工人集体共情，而是将自己幻想成“准老板”——自然就倾向于用老板的视角来看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人集体罢工时，总有一些人会说：“你们太激进了，会影响公司效益”“我们要体谅领导的难处”，他们不是在体谅领导，而是在幻想自己终将成为领导。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先写一篇电影《寄生虫》的分析：《一脚踏进了大别墅，终究还是跌落回下水道》。电影中“穷人住进大别墅，就仿佛自己是别墅的主人”这一经典意象，反映的就是上述问题。

除了幻想自己成为“黄老爷”的心理动机，上述的“认知错位”的另一个心理根源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个体同时持有两个冲突信念时，会感到强烈的不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他们往往改变其中一个信念。

一个工人若意识到自己在被剥削、压迫、被当作工具使用，那他会陷入极大的愤怒与无力感。而要缓解这种痛苦，他有两个选项：要么奋起反抗（高风险、高成本），要么否认被压迫的现实，转而认同压迫者（低风险、低成本）。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后者，说服自己：“其实我没有被剥削”“其实公司已经很好了”“其实我们老板很有人情味”，用这种认知歪曲来维持心理安宁。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防御机制：让真相显得“不合理”，从而维持一个可接受的心理现实。 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工贼”们反而开始仇恨那些指出压迫真相的人，把他们视为“破坏秩序”的敌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屁股坐歪”的人并不全是卑鄙无耻的叛徒，很多时候他们是恐惧者、是幻觉者、是防御者，是在扭曲世界中寻找秩序的人。很多人他们的“歪”，不是道德的缺陷，而是心理适应机制在阶级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 因此，单纯的心理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入社会学的更宏观的分析。

2. 社会规训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通过暴力直接控制身体，而是通过规训机制塑造个体，使人“自愿地”成为驯顺的主体。在这一逻辑下，如学校、工厂、监狱、军队等制度化场所，逐渐成为训练个体身体、思想与行为的场所。而在劳动场域中，规训以考勤打卡、绩效评估、KPI排名、岗位淘汰等细致的管理手段呈现，把工人训练成主动服从、不断自我审查、自我改进的“高效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所谓“工贼”应运而生。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背叛者，而是在长期规训中，被塑造成了理性、自律、服从、竞争的“企业人”——他们的服从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已经内化了服从为一种“道德正确”的认知结构。

福柯对“全景敞视监狱”的分析就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在这种权力模型中，被监视者始终暴露在一个潜在的监控之下，而不知何时何人正在注视自己。久而久之，个体便学会了自我约束。当这种机制推广至企业与工厂时，工人群体便成了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互相内卷的机器。管理层无需亲自出面，工人内部便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互控机制”：打小报告者、拍马屁者、站队者纷纷出场，成为体制的“义务警察”。他们骂同事“影响公司利益”，劝退罢工者“不要情绪化”，说到底，不过是把权力者的命令翻译成了群众语言。

在福柯的卓见基础上，布尔迪厄曾提出“惯习”这一概念，意指人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稳定行为逻辑与思维模式。当一个人在教育、媒体、家庭中不断被灌输“成功=靠近权力”“有钱=正确”“不要闹事不要当出头鸟”之类的价值观，他便会将这些内化为自己的判断标准。 在这样一种社会规训之下，工贼的道德逻辑并不总是建立在恐惧上，也有时是建立在荣誉感上。他们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负责任”的员工，是“愿意吃苦”的楷模，是“为企业奉献”的忠诚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忠诚、服从、勤奋成了道德高地，而维权、罢工、协商却被污名化为撒泼、耍赖、捣乱。

这是规训社会最阴险的地方：它不仅使人屈服，还让人为自己的屈服感到骄傲。这套价值观通过企业文化、劳模故事、宣传标语、感恩节晚会等无孔不入的方式灌输，使“工贼”不仅不觉得羞耻，反而将自己视为群体中的“楷模”。

与此同时，福柯指出，现代权力的另一特点是“扩散性”。它不再集中于某一个暴君之手，而是分散于无数小型结构中，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背叛行为不再需要明确指令，而是被结构悄然制造。 “工贼”之所以涌现，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早已将其置于“要么站在压迫者一边，要么被牺牲”的局面。在一个资源稀缺、组织涣散、抗争高成本的社会里，选择出卖同类以保全自身，便成了许多人的“最理性”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团结，而是早已丧失了相信团结能够改变现实的信念。

3. 博弈论的囚徒困境

前两条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经济学博弈论中的分析。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中，假设工人面对恶劣待遇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通过罢工斗争获取权益，另一派则认为有一个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关键问题在于，这个选择不是既定的，而是变化的——工人们的意识会根据现实利益变化。于是是否选择“罢工”或“继续上班”（即做“工贼”），决定了他们自身与整体的收益。若双方都选择罢工，雇主压力大，或许愿意妥协，两人都获得更好待遇；若一派罢工、一派妥协，则与资方媾和者立即得到好处（比如升职、奖金、“忠诚员工”奖励），罢工者则被边缘化甚至解雇；若双方都不罢工，则压迫维持，二人皆无改变。

简化为收益表如下（数值为模拟，并不严谨，为简单示例）：

	罢工（A）	不罢工（B）
罢工（A）	(3, 3)	(0, 5)
不罢工（B）	(5, 0)	(1, 1)

在这个博弈结构中，不管对方怎么选，个体都“理性”地选择不罢工，因为这样短期收益最大化。这就是囚徒困境的核心：因为不能把“工人阶级”当成一个整体来看，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黑箱”，不知道他人的选择是如何的，所以才会产生“囚徒困境”。当所有人都为自己“理性利益”选择时，集体却陷入最坏的局面。也就是说，“工贼”行为在博弈论下是系统性鼓励下的结果。 这正是囚徒困境之所以令人绝望的地方：它不是偶发性的背叛，而是制度性鼓励下的“理性结果”。当你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愿意坚持斗争，当你明知牺牲自己未必能换来整体改观，选择明哲保身就成了更现实的策略。而更糟的是，每一个这样“理性”的选择，汇聚起来，就成了一场集体性的非理性崩溃。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指出：当受益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时（例如工资上调、劳动时间缩短），个体往往倾向于搭便车，让别人去冒风险、牺牲、斗争，自己却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行为就是工贼逻辑的精髓。“我何必跟着罢工？你们抗争成功，我一样涨工资；你们失败了，我还保住工作。”——这是很多人内心的理性算盘。但在所有人都这样精明计算时，抗争注定失败。

在算法平台时代，囚徒困境被进一步加剧。每一个骑手、司机、打工者都孤立地面对系统，既看不到他人是否抗争，也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对系统的改变——平台制造的是无限次、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单向博弈。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更容易屈服于“服从系统才有饭吃”的幻象，工贼机制被系统化、常态化。 于是乎，再低价格的订单也有人接。他们甚至未必知道“自己是工贼”，他们只是看着手机上的数字，做出“理性经济人”的选择。

破解囚徒困境并非不可能。博弈论早已指出，在“可重复博弈”中，若参与者之间能建立长期关系、形成奖惩机制与互惠逻辑，合作才有可能诞生。在现实中，这意味着组织、互助、信任、公开、透明、信息对称与惩罚工贼的集体意志。 这就是工人先锋队的领导和工人武装力量的意义——罢工中谁想要提前复工，就打断谁的狗腿。历史上无数成功的罢工与抗争，皆建立在这基础之上：并肩者不孤单，背叛者不获利，集体意志高于个体算计。 那么反过来说，只要这一基础还未建立，只要团结依然被当作“理想主义”，那么囚徒困境就会像铁笼一样，将每一个理性的个体关进非理性的结构中。

4. 意识形态霸权

马克思在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一个阶级要想在物质上维持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精神上取得统治地位，它必须使自身的利益看起来像是“全体社会的利益”，必须让其统治被误认为是“自古以来、理所应当、不容置疑”，必须让被统治者不觉得自己在被统治，反而觉得顺从是一种“理性”甚至“道德”选择。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内部，那些主动配合管理层、破坏罢工、举报同事、扮演“制度好学生”的个体，并不一定是被金钱收买的“叛徒”，他们往往是真诚地相信：反抗是错误的、团结是幼稚的、服从才是通向成功的路径。

这些人的思想，已然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统治阶级思想的“转译版本”——在他们的嘴里说出，在他们的行为中体现。马克思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主流舆论，更是无数普通人头脑中看似朴素常识的观念：要稳定，不要闹事；资本家也是人，也有难处；只要努力，就能翻身；金钱买不到幸福……看似中立，实则为权力服务，是意识形态霸权最深的胜利。

葛兰西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洞见。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统治不再主要依靠武力和暴力（强制性霸权），而更多地依靠文化、教育、宗教、媒体等手段，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霸权（cultural hegemony）。在这种霸权中，统治阶级通过“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塑造群众的世界观，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现有制度，甚至在不自觉中维护它。这不是强迫，而是诱导；不是镇压，而是同化；不是让你闭嘴，而是让你自发、自觉、自愿地说出权力想你说的话。

所以说“工贼”们并不自认为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最清醒的人，是远离情绪与盲动的人，是“脚踏实地、不做梦”的好员工。他们早已将统治阶级的逻辑内化为生活的指南：制度有缺陷，但先要稳定；资本有问题，但别掀桌子；问题虽大，但你要先反思一下你自己不是不够努力呢，为啥别人就可以呢？这种看似“成熟理性”的判断，其实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温柔牢笼。

更进一步说，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指的是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传播者，他们通过媒体、教育、法律等系统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话语。但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工贼”，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下沉版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通过行动、语言与立场，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当了权力话语的传声筒。从马克思到葛兰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逻辑链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巩固经济基础。而在诸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霸权是最柔软、最深入、最不易察觉的部分。它不是靠军警暴力强行灌输，而是通过电视节目、教科书、名人名言、成功学鸡汤、绩效排名、企业文化、劳动模范、家庭教育等方式，日复一日地“教育”人们该如何理解世界、该如何理解自己、又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它不告诉你利益所在，它告诉你大局为重；它不说阶级压迫，它说市场规律；它不提团结就是力量，它教你个人奋斗就有出路。最终，它让你一边受苦，一边感谢；一边反抗无力，一边仇视反抗者；一边被压迫，一边劝人服从。这种“从下至上的自我规训”，才是统治阶级真正可怕的力量所在。

5. 结语

我们不能仅仅将“工贼”看作是背叛者，更要看到他们是一个更深系统的产物：他们不是天然的坏人，而是恰恰走在意识形态设定好的“正确道路”上；他们之所以屁股坐歪，不是他们不懂斗争，而是他们已经被教导去仇视斗争；他们被灌输了恐惧——怕失业、怕惩罚、怕被边缘化、怕“乱”；更被灌输了幻想——只要听话，总有机会翻身。这种将恐惧与希望缝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逻辑，是最强大的统治工具。它使阶级斗争从未停止，但总是失败；使压迫始终存在，但受压者却不愿承认自己是受压者。

而我们若要真正破解“工贼”现象，便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批判或个人劝说，而必须直面这套精神机器的全貌。必须在经济斗争之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毛泽东主席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指出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我们还必须进行“文化革命”—— 必须要有一批不属于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新造的人”，必须重建属于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正义，必须让“团结”“斗争”“公平”重新成为正当话语。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屁股坐歪”的幻象，让人们意识到：并非世界天然如此，而是被塑造成如此；并非反抗注定失败，而是被教导失败；并非只有顺从一条路，而是还有一条从意识到行动的解放之路。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告诉我们谁该被骂，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该醒了。

一些个人见解

工贼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误导的受害者。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重建阶级意识。

只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矛盾存在，工贼现象就会存在。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简单的道德谴责或个人劝说来消除这一现象，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阶级斗争虽然被雪藏，但不可能消失，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重提阶级斗争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且失败的文化大革命，和近几十年农民失地、工人下岗潮、大量的失业人口，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场运动。 但人民群众的觉悟需要时间和广大怀着共产主义信仰同志的不懈努力，否则他们只能是鲁迅笔下吃人血馒头的吃人者，而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要意识到文革中被极端化，忽略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没有团结大多数的错误；但有人跌得粉身碎骨，并不代表不能有人再爬起来，为了建设更好的新中国，为了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